我今年97岁，加入中国共产党已有74年。回首过往，19岁时在我心中扎根的信念——“我的生命应当为人民服务”——一直伴随着我。

自幼受到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的熏陶，我对正义的追求早已萌芽。中学毕业后，遵从父母意愿，我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攻读医学预科。当时正值解放战争，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，我毅然走上街头，参与游行，并组织了民歌社，传唱解放区来的民歌，责任感与使命感日益增强。
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，我与同学一同北上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加入了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。在那里，我们既学习政治理论，也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演出。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，自由的空气中洋溢着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。南下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了一名音工队员。

由于自幼学习钢琴，我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，很快在队里崭露头角。队员们大多未经专业训练，常在附点音符和切分音上出错。我耐心地逐一纠正，渐渐地，大家便让我来打拍子，我也因此成为了文工团的指挥。我的指挥生涯，就这样在革命工作的需要下，不自觉地开启了。

文工团的生活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，让我深刻理解了观众和人民的需求，这为我一生“艺术为民”的追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，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。在深山之中，我听到老乡们随口哼唱的朴素歌谣，那般真诚动人，充满生命力。那一刻，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：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。

1952年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没有人明确教导我应树立何种人生观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：文艺源自人民，理应服务人民。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
此后，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参加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，随后又公派我前往莫斯科攻读歌剧和交响乐指挥。在为期三年的留学期间，我全身心投入专业学习，反复钻研总谱，遍访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观摩排练，欣赏演出，尽我所能地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那年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：我的成长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，用专业所长回馈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重建，我被调任为首席指挥，同时兼顾教学工作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并喜爱歌剧，我采用了一种“笨办法”：自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起，每场歌剧演出前，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场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。这种讲座深受观众欢迎，这种“边演边讲”的形式被称作“郑小瑛模式”。我这样做，只是希望大家能更好地理解我们所从事的艺术。这样一件小事，我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积极推动“洋戏中唱”。我们投入大量精力引进西方歌剧，但不能止步于此。歌剧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，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，语言至关重要。常言道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并不认同。我毕生的追求，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思考，哪怕“和者”每天只增加一人，我也感到欣慰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当努力促进民族文化健康、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地发展。

这些年，人们常称呼我为“硬核奶奶”，说我90多岁高龄仍坚守在指挥一线。我只是认为，既然认定了该做的事情，就应该全力以赴。

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曾三次罹患癌症。当被问及是否害怕时，我回答说，恐惧能解决问题吗？病痛来袭便积极治疗，若是无法避免的，就尽快完成未竟之事，减少遗憾。我很庆幸，我挺过来了。

不久前，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程。周围的人总问我是否疲惫。一天7个小时的课程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将这些宝贵的积累传承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珍贵。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，指挥则是其灵魂人物，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巧，还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卓越的组织能力，更重要的是健全的人格。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就不能仅停留在表面。

临近百岁，我感觉自己正在与生命赛跑，与时间赛跑，希望多做一点是一点。自19岁投身革命以来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践行了一辈子。

我常说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因音乐而永远充满活力。我一生未曾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不过是在自身能力范围内，努力做好该做的事，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绵薄之力。

作为一名97岁的老党员，我别无他愿，唯独无比珍惜所有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，还能思考，我就会继续努力！

（作者为指挥家，人民网记者刘微采访整理）